“抗中”换“和平”，民进党真能“保台”么？ ******

　　“九合一”狼狈败选的民进党，等不及新年就打算改换口号了。

　　2022年12月24日，民进党新主席的参选者赖清德在参与活动时提出了所谓“和平保台”的口号，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28日，民进党公布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败选报告，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再次使用“和平保台”的字眼。

　　以所谓“和平”代替“抗中”，究竟是文字游戏，还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真的有变？

　　为竞选打出动员口号

　　1月15日民进党补选党主席在即，“和平保台”的提出对于赖清德有紧迫意义。有观点认为，尽管赖胜选的悬念不大，但在其“台独工作者”的政治底色上，如何调整民进党两岸政策路线，是观察赖此次竞选表现以及今后政治前途的一大重点。

　　显然，这一口号是想与蔡英文任主席时期的“抗中保台”路线进行区隔，有台媒认为是与过去作“切割”。

　　检讨选举失败的原因时，有民进党人士指，时下台湾民众担心战争风险的心理已经大增，继续把对抗性强烈的口号作为标语，是这次民进党选战策略的重大失误。

　　身为民进党当局副领导人，赖清德亲眼得见操作“抗中保台”在“九合一”选举中失效，他定不愿重蹈覆辙。用“和平”替换“抗中”，表面上看似想降低对抗意味，弱化仇恨动员的效果。

　　尤其是，在台美勾连愈加公开化的2022年，大陆军演强力震慑“台独”势力，而民进党当局只能“装聋作哑”，甚至掩盖导弹穿越台岛上空的消息。“抗中”是玩假，选票才是真诉求。

　　民进党诉求的“和平”能“保台”吗？

　　身为民进党内的“独”派势力，赖清德背后的支持者及深绿选民对其施加的压力，让他在选择两岸路线时空间更小。民进党现下诉求的所谓“和平”可以“保台”吗？“保台”保的又是什么？

　　大陆一再对台宣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与善意，民进党当局高层也时常把“和平”挂于嘴边。然而二者并非一样东西。大陆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在两岸双方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实现永葆和平；而民进党当局的“和平”更像是执政合法性的幌子，以战争威胁来制造民众恐慌，用以巩固顽抗大陆的执政“民意”。

　　二者谁秉持诚意、谁夹带私货，并不难分辨。

　　做出降低两岸对抗的姿态，并不意味赖清德会放弃“独”的政治诉求。一再突出“保台”愿景，实际却是民进党为了“保住”权柄的一党之私，甚或是保留从“保持现状”到“渐进台独”的可能性。

　　只要民进党党纲中求“独”的所谓“神主牌”不下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仍然操弄各种分裂祖国的伎俩，所谓的“和平”就只会是一场空谈，更遑论“保台”。反而会是“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没有实际行动，空喊口号毫无意义。背负着深绿政治势力的包袱拿下主席之位，赖即便调整该党两岸路线，能成功“保台”吗？无论如何包装，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路线，都只会是绝路。

　　如何才能真保台？

　　民进党内部一方面在调整其两岸路线，另一边也在延长兵役政策，惹得岛内年轻群体怨声载道。这与民进党自我标榜的重视青年背道而驰。

　　要讨好美国、又要挽回失去的选票，成为该党如今一大难解的罩门。但外人靠不住，“台独”没出路。经过这几年，更多人认清美国只把台湾当做一枚其遏制中国的棋子，让台湾充当“炮灰”“豪猪”“肉垫”。民进党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让其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信用度沦落为负值。

　　2016年和2020年，民进党两次选举都为民众开出“拼经济、护和平”的竞选支票，说明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选民要的是能看得见的社会发展和踏实的安全感，但他们既无诚意也无能力真正回应民意。于是利用“抗中保台”口号煽动民粹情绪，将兑现不了的承诺渲染成为选举时的肾上腺素。可如今，在军购不断、兵役延长、民生疾苦的现实下，选民们早已看透民进党的虚妄。

　　于台湾主流声量场，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回忆2008年至2016年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良好局面。今天看来，当时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台海局势稳定，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入推进，民间热络往来前所未有。即便是后来受到民进党当局阻挠和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民众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呼声从未减弱。

　　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分裂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事务，是近年台海局势日益严峻复杂的根源。听其言，更需观其行。要想真正保台，民进党两岸路线的调整是否务实可行，应以能否体现一个中国原则、是否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否有利于两岸民众福祉来衡量。否则就只是空谈，只会“害台”。

　　艾凉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